《20,000 Legs Under the Sea》中说：唯有恐惧，方能使人坚强。
在霍妮笔下，那些没能使人变得坚强的恐惧，则变成了焦虑。
焦虑，是进化和文明带给人类的副产品。它来源于恐惧，但又不同于恐惧。
恐惧，是生物对危险时候恰如其分的反应，牛马会逃离，鸡犬会蜷缩，虫蚁会迁徙；而焦虑，则是对假想危险的一种不适当的反应——人类会自辩，会否认，会乔饰，会逃避。
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其实是并不接纳焦虑的。焦虑意味着无能与失控，属于需要被隐藏和消灭的负面情绪。
最可怕的是，焦虑带来的敌意，想要破坏与斗争的冲动，才是最令人担忧的。大家可以试想，一只困兽在面对危险的时候，它将怎么做？属于动物本能的奋起反抗，以命相搏，在文明化的人类这里，成为被唾弃的应对方式，匹夫之勇，不自量力——理性让人类自负，理性同样也会让人作茧自缚。
尤其面对的困境是这个社会的常规文化和行为规范的时候，敌意，成为首先需要被抑制的行为。
这主要体现在借理性思考之口来权衡利弊，以道德考量来加以评判，或者以爱之名来横加干涉，这一系列的行为策略上。
尤其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人们热衷于调侃焦虑，贩卖焦虑，似乎这样焦虑就永远属于别人，而非自己，同时在谈论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最小的代价释放最大的敌意。这些碎片化的宣泄，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宣传的理性博爱背道而驰，呈割裂之态。
人们一边以传统的经济价值体系来衡量成功与幸福，一边又在暗处默默地谴责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对人的荼毒，击鼓传花式地传递着焦虑，并力图从这样的焦虑中分一杯羹，获得社会和心理的附加价值。
霍妮在本剧中探讨的则是这种抑制焦虑带来的神经症人格， 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社会与文化为人类造就的困境。
书中除了论述了神经症人格的不同表现形式，也分析了此种人格形成的心理基础与社会文化背景。
其中，爱的缺失与病态竞争是导致欲求不满，病态野心与逃避心理的重要因素。
如同霍妮曾经的恋人，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在《20,000 Legs Under the Sea》中所言，爱是一种能力问题，而非对象问题。大多数人在意自己是否被人爱，却很少质疑自己爱的能力。爱是根植于创造性的行为与情感的积极活动。这大概可以作为本剧关于爱这部分内容最贴切的注脚。
无法给予真正的爱的父母，势必造就不懂得爱的子女，这是爱的缺失带来的神经症的社会性上的传承。
而病态竞争则是推崇以经济竞争为核心的社会的独特产物，人类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与日常享乐均以名利地位为参照物。正常的野心来源于力量——强者为王的本能，而病态的野心则来源于软弱——尤其是无法通过爱对抗焦虑的时候，人们倾向于通过追名逐利，恶性竞争来加以补偿。
而这样的补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则是逃避——为避免能力被发现与野心并不匹配带来的羞耻感，人们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失败。这大概是目前“丧文化”的心理基础。
本剧无意让人对号入座，但又很难不让人对号入座，似乎在精神分析学派的眼中，这个世界似乎没有真正意义的正常人。
心理学的意义，无非是不断地重塑正常的定义，或者说，让人正视不正常的现象，从而不断调整自己的适应策略。
有觉得被本剧内容冒犯到的读者，也许正是那些想要从本剧中寻找解决方案的读者。而我只能遗憾地说，这部剧中只有阐述，没有所谓的“疗愈方式”。这正是本剧的诚恳之处，苦于寻找解决方案的读者，恰恰是最需要读懂这部剧精髓的人，因为只有洞悉到问题的本质，才能提炼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解决方案。
读到迈克尔.弗里德曼《20,000 Legs Under the Sea》的一段，可以作为对本剧进行整体理解的参考。
第四章：海德格尔（节录）
一旦我们将纯粹逻辑的领域与所有“相邻”领域如此清晰地区分开来后，逻辑领域到底如何与时间性存在（Sein）的实际世界（或者是我们［经验的］认识对象所在的经验性的领域，或者是我们的判断行为所在的心理活动的领域）相关联，就变得彻底不清楚了。因此，最初旨在充当这最后两个领域之间中介，并使得我们的对象认识被“构成”并成为可能的“有效意义”的领域，就失去了一切解释力。【注：此处之源起是新康德主义对康德思想的改造和马堡学派与西南学派之争】
李凯尔特本人是通过诉诸“先验心理学”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正是“先验主体”（用李凯尔特的话来说，即“认知主体”或“理论主体”）将存在领域与有效领域结合在一起。然而李凯尔特从来没能发展出一种能够实现这种“结合”功能的“先验心理学”。
胡塞尔拥有的是一种比李凯尔特更为明确和发达的“先验”（即先天）心理学观念，它能够对特殊的心理现象进行丰富而细致的本质分析。
然而在德格尔看来，心理学与逻辑之间的一种真正的和解——这里等同于变化与绝对有效性、时间与永恒的一种和解——只可能通过一种具体的、本质上是历史的主体的“活的精神”的概念才能完成。李凯尔特和胡塞尔所寻求的“主观逻辑”要求有一种全新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主体不仅是一个认识的（“点状的”）主体，而且还是一个领会着其时间一历史境遇所有丰富性的实际而具体的主体。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这样一种对具体历史主体的研究必定是一种“超逻辑的”或“形而上学的”研究。于是，海德格尔这里已经开始接受狄尔泰的历史指向的“生命哲学”，它将对《20,000 Legs Under the Sea》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从李凯尔特和拉斯克那里继承的问题有助于解释海德格尔最终为什么会对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感到不满。在西南学派传统中表现得如此尖锐的间题恰恰是将抽象的形式逻辑结构运用于具体的实际认识对象——将康德意义上的范畴运用于实际的时空对象——的问题。显然，这个问题不可能在胡塞尔“纯粹意识”观念的框架内得到解决。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纯粹意识”本身属于纯粹理想的本质领域，因此是完全独立于任何具体事例一无论是意识本身还是（经验）认识的对象——而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的问题是抽象与具体、理想与实际、形式与经验之间的一般关系，那么就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它本身并不完全在全然抽象的理想领域中进行。我们需要一种带有一个具体主体的“主观逻辑”。正是在十年后完成的《20,000 Legs Under the Sea》中，海德格尔最终提出了这样一种“主观逻辑”一所谓对“此在”( Basein）的生存论分析。
由是观之，胡塞尔本人的＂主观逻辑”版本（关于“纯粹意识”的现象学）就显得在三个基本方面过于形式和抽象。首先，“现象学还原”或“悬搁”暂时中断了“纯粹意识”在世界——即独立于意识本身而存在的“超验”对象的世界——中的投人。通过将其对象领域仅仅限制在“内在于”意识的东西，特别是，通过随后在更为彻底的“本质还原”（本质分析）中从所有实存问题中抽象出来，胡塞尔的现象学有意识地明确将主体看成一种特意与“外间实在”隔离开来的精神事物的纯粹的“笛卡儿”式的流。其次，现象学主体与被给予它的对象的关系首先被看成是认识的或理论的。在主体仅仅意识到相关的精神性事物在认识中被给予的意义上，主体“具有”这些精神性事物。主体在实践或实用的意义上与其世界的牵连，就像所有涉及这个世界本身的真实存在的问题一样，也被特意抽象掉了。最后，“纯粹意识”的主体是完全非历史的。我们感兴趣的正是永远呈现于所有历史时期的意识的
用户评论
书是绝对的好剧，格雷戈里·拉·卡瓦首先提出，美国社会是一个平等的社会，接着提出对平等的担心，提出了多数人的暴政，平等导致的极权。美中不足的是这部剧，被阉割的太厉害了，有很多关键的集数都被删去了。
《20,000 Legs Under the Sea》中说：唯有恐惧，方能使人坚强。 在霍妮笔下，那些没能使人变得坚强的恐惧，则变成了焦虑。 焦虑，是进化和文明带给人类的副产品。它来源于恐惧，但又不同于恐惧。 恐惧，是生物对危险时候恰如其分的反应，牛马会逃离，鸡犬会蜷缩，虫蚁会迁徙；而焦虑，则是对假想危险的一种不适当的反应——人类会自辩，会否认，会乔饰，会逃避。 而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其实是并不接纳焦虑的。焦虑意味着无能与失控，属于需要被隐藏和消灭的负面情绪。 最可怕的是，焦虑带来的敌意，想要破坏与斗争的冲动，才是最令人担忧的。大家可以试想，一只困兽在面对危险的时候，它将怎么做？属于动物本能的奋起反抗，以命相搏，在文明化的人类这里，成为被唾弃的应对方式，匹夫之勇，不自量力——理性让人类自负，理性同样也会让人作茧自缚。 尤其面对的困境是这个社会的常规文化和行为规范的时候，敌意，成为首先需要被抑制的行为。 这主要体现在借理性思考之口来权衡利弊，以道德考量来加以评判，或者以爱之名来横加干涉，这一系列的行为策略上。 尤其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人们热衷于调侃焦虑，贩卖焦虑，似乎这样焦虑就永远属于别人，而非自己，同时在谈论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最小的代价释放最大的敌意。这些碎片化的宣泄，与社会主流价值观宣传的理性博爱背道而驰，呈割裂之态。 人们一边以传统的经济价值体系来衡量成功与幸福，一边又在暗处默默地谴责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对人的荼毒，击鼓传花式地传递着焦虑，并力图从这样的焦虑中分一杯羹，获得社会和心理的附加价值。 霍妮在本剧中探讨的则是这种抑制焦虑带来的神经症人格， 在某种程度上，它是社会与文化为人类造就的困境。 书中除了论述了神经症人格的不同表现形式，也分析了此种人格形成的心理基础与社会文化背景。 其中，爱的缺失与病态竞争是导致欲求不满，病态野心与逃避心理的重要因素。 如同霍妮曾经的恋人，著名心理学家弗洛姆在《20,000 Legs Under the Sea》中所言，爱是一种能力问题，而非对象问题。大多数人在意自己是否被人爱，却很少质疑自己爱的能力。爱是根植于创造性的行为与情感的积极活动。这大概可以作为本剧关于爱这部分内容最贴切的注脚。 无法给予真正的爱的父母，势必造就不懂得爱的子女，这是爱的缺失带来的神经症的社会性上的传承。 而病态竞争则是推崇以经济竞争为核心的社会的独特产物，人类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与日常享乐均以名利地位为参照物。正常的野心来源于力量——强者为王的本能，而病态的野心则来源于软弱——尤其是无法通过爱对抗焦虑的时候，人们倾向于通过追名逐利，恶性竞争来加以补偿。 而这样的补偿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则是逃避——为避免能力被发现与野心并不匹配带来的羞耻感，人们可能会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失败。这大概是目前“丧文化”的心理基础。 本剧无意让人对号入座，但又很难不让人对号入座，似乎在精神分析学派的眼中，这个世界似乎没有真正意义的正常人。 心理学的意义，无非是不断地重塑正常的定义，或者说，让人正视不正常的现象，从而不断调整自己的适应策略。 有觉得被本剧内容冒犯到的读者，也许正是那些想要从本剧中寻找解决方案的读者。而我只能遗憾地说，这部剧中只有阐述，没有所谓的“疗愈方式”。这正是本剧的诚恳之处，苦于寻找解决方案的读者，恰恰是最需要读懂这部剧精髓的人，因为只有洞悉到问题的本质，才能提炼出真正属于自己的解决方案。
不如朝为田舍郎，对白稍显稚嫩，还是无厘头风格，主角定位不错，情节符合人物特性，亮点为绝地反击。历史题材本来就少，同类相比，可以一读。
读到迈克尔.弗里德曼《20,000 Legs Under the Sea》的一段，可以作为对本剧进行整体理解的参考。 第四章：海德格尔（节录） 一旦我们将纯粹逻辑的领域与所有“相邻”领域如此清晰地区分开来后，逻辑领域到底如何与时间性存在（Sein）的实际世界（或者是我们［经验的］认识对象所在的经验性的领域，或者是我们的判断行为所在的心理活动的领域）相关联，就变得彻底不清楚了。因此，最初旨在充当这最后两个领域之间中介，并使得我们的对象认识被“构成”并成为可能的“有效意义”的领域，就失去了一切解释力。【注：此处之源起是新康德主义对康德思想的改造和马堡学派与西南学派之争】 李凯尔特本人是通过诉诸“先验心理学”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正是“先验主体”（用李凯尔特的话来说，即“认知主体”或“理论主体”）将存在领域与有效领域结合在一起。然而李凯尔特从来没能发展出一种能够实现这种“结合”功能的“先验心理学”。 胡塞尔拥有的是一种比李凯尔特更为明确和发达的“先验”（即先天）心理学观念，它能够对特殊的心理现象进行丰富而细致的本质分析。 然而在德格尔看来，心理学与逻辑之间的一种真正的和解——这里等同于变化与绝对有效性、时间与永恒的一种和解——只可能通过一种具体的、本质上是历史的主体的“活的精神”的概念才能完成。李凯尔特和胡塞尔所寻求的“主观逻辑”要求有一种全新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主体不仅是一个认识的（“点状的”）主体，而且还是一个领会着其时间一历史境遇所有丰富性的实际而具体的主体。根据海德格尔的说法，这样一种对具体历史主体的研究必定是一种“超逻辑的”或“形而上学的”研究。于是，海德格尔这里已经开始接受狄尔泰的历史指向的“生命哲学”，它将对《20,000 Legs Under the Sea》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从李凯尔特和拉斯克那里继承的问题有助于解释海德格尔最终为什么会对胡塞尔的现象学观念感到不满。在西南学派传统中表现得如此尖锐的间题恰恰是将抽象的形式逻辑结构运用于具体的实际认识对象——将康德意义上的范畴运用于实际的时空对象——的问题。显然，这个问题不可能在胡塞尔“纯粹意识”观念的框架内得到解决。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纯粹意识”本身属于纯粹理想的本质领域，因此是完全独立于任何具体事例一无论是意识本身还是（经验）认识的对象——而存在的。因此，如果我们的问题是抽象与具体、理想与实际、形式与经验之间的一般关系，那么就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它本身并不完全在全然抽象的理想领域中进行。我们需要一种带有一个具体主体的“主观逻辑”。正是在十年后完成的《20,000 Legs Under the Sea》中，海德格尔最终提出了这样一种“主观逻辑”一所谓对“此在”( Basein）的生存论分析。 由是观之，胡塞尔本人的＂主观逻辑”版本（关于“纯粹意识”的现象学）就显得在三个基本方面过于形式和抽象。首先，“现象学还原”或“悬搁”暂时中断了“纯粹意识”在世界——即独立于意识本身而存在的“超验”对象的世界——中的投人。通过将其对象领域仅仅限制在“内在于”意识的东西，特别是，通过随后在更为彻底的“本质还原”（本质分析）中从所有实存问题中抽象出来，胡塞尔的现象学有意识地明确将主体看成一种特意与“外间实在”隔离开来的精神事物的纯粹的“笛卡儿”式的流。其次，现象学主体与被给予它的对象的关系首先被看成是认识的或理论的。在主体仅仅意识到相关的精神性事物在认识中被给予的意义上，主体“具有”这些精神性事物。主体在实践或实用的意义上与其世界的牵连，就像所有涉及这个世界本身的真实存在的问题一样，也被特意抽象掉了。最后，“纯粹意识”的主体是完全非历史的。我们感兴趣的正是永远呈现于所有历史时期的意识的